夏商周时期，见于甲骨文和其他文献记载的部族，如荤粥、土方、鬼方、猃狁、犬戎、林胡、楼烦、东胡等，都曾在内蒙古地区活动。秦汉时，匈奴崛起，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北方各族的游牧民族政权，并与中原各政权和战交往数百年。

（一）战国时期——攻城略地间的民族融合

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呼和浩特平原上活跃着林胡、楼烦等部族。自战国后期开始，匈奴人趁着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之际，逐渐成为雄踞北方草原上的主要力量，也是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实际控制者。《史记》记载“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三国即指秦、赵、燕。

此间，民族融合多是在攻城略地间的“你来我往”的各民族交流交往。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公元前325年至前298年，赵武灵王改革军制、推行胡服骑射，建立强大骑兵部队，攻灭中山国，打败西北的林胡、楼烦，设云中、雁门、代郡，并修筑长城，实行和睦的民族政策，有力开发了大青山南面沿黄地区的平原，促进了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

（二）秦朝——“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移民屯田是边地开发与治理的主要形式，黄河流经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成为此时屯田的主要区域。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大将蒙恬率兵10万出击匈奴，收复失地，并北退匈奴700余里。为加强对内蒙古黄河流域的控制，秦朝实行“实边”政策，征调内地人民移民屯田，并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所筑长城连接起来，防御匈奴再度南下。

秦朝国祚短暂，虽十余年而亡，但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实边及土地开垦，其主要目的在于北抗匈奴、加强边防，但同时也起到了减缓中原地区人地矛盾加剧和频发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及统治稳定影响的作用。可以说，“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较之前更具规模性，其融合深度和广度也为日后奠定了基础。

（三）汉朝——民族融合、团结的滥觞

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匈奴是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并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也是北方草原上第一个与中原王朝之间展开激烈碰撞与交融的少数民族。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蒙古草原上诸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的碰撞与交融颇为频繁。

汉初，匈奴是北方草原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为加强统治，把占领的地区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实行左右翼区划制，今呼和浩特平原属中部，是匈奴可汗的驻地。西汉时，生活在匈奴疆域内的汉人，主要来自沿边各地被俘虏和投降之人。《汉书》中多次记载了匈奴掠夺汉人的情形和人数。据考证，公元2年（西汉元始二年）匈奴掠夺的各族人口应约20万。此后，经过逐代繁育，在匈奴境内的汉人数量及规模不断增加、扩大。此时，民族的融合看似缺少主动性、自觉性，但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交流交往，无疑促进了民族交融。

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汉与匈奴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开始频繁发生，双方经过多次较量，中原王朝逐渐处于优势。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奠定了汉王朝对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绝对控制与治理开发。军事上的胜利奠定了汉王朝疆域北拓的必要前提，更为汉族农业人口北迁及农业生产北拓提供了可能，并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交往融合。此后，汉王朝逐步将内地农业人口向与匈奴政权交界地带派兵戍边、移民实边，至东汉末期，两政权接触地带（主要是内蒙古草原南缘的中部及偏西部地区）已是人口密集分布的区域。

除此之外，汉朝的“和亲”政策更为日后的民族融合、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初，为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面对匈奴的南下侵扰，汉高祖刘邦与匈奴和亲，双方约定遣汉室公主嫁于单于为阏氏，并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往来等。其后，虽有反复，终以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觐见，自请为婿，造就“昭君出塞”的佳话，是为民族团结的滥觞。并最终促进了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的大融合，这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早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