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地区位于内蒙古中南部，这里是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带的过渡地区，也是农业与畜牧业交互作用的广阔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漫长的文化发展、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显著特点的农牧融合演变进程。

黄河流域孕育了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农业，最初的农业主要依赖于黄河两岸的冲击沃土，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加之疏松易耕的黄土冲击层，从史前社会开始，就出现了原始农业，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农业也广泛出现在呼和浩特平原上。此后，中国北方地区温度明显下降，标志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气候冷暖波动、农牧业更替，直至夏商周早期，牧业成分逐渐增加。农牧融合的演变进程与呼和浩特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先秦时期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主动行为。根据不同时期遗址内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等的综合分析，呼和浩特地区先秦时期的农牧融合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采猎并重、耕猎互补——种养结合、农牧兼营——牧猎为主。

（一）采猎并重、耕猎互补

在距今7000~5000年间，呼和浩特地区良好的气候环境，使先民的狩猎采集活动可以获得丰富的食物，同时也发展了谷物栽培并开始进行少量家畜的驯养。根据考古发掘，白泥窑子C、J点发掘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制品和蚌制饰件。其中，大型石器约占80%，打制多于磨制。打制的有圆球、敲砸器、盘状器、砍伐器、刮削器、凿；磨制的有磨盘、磨棒、刀、砺石、弹丸，磨棒为圆柱状。细石器约占11%，有镞、刮削器、石叶等。陶制品约占9%，有长方形单孔刀、纺轮、陶饼、陶环等。房址为长方形、梯形半地穴式房址，说明此时人类已经开始了“以房为居”的定居模式。从已经出土的手制夹砂陶、泥质陶等陶器以及石器、骨器等来看，日常生活中使用固定组合的陶器、磨制石器为生产工具。

遗址内出土的石斧、石铲、石刀等生产工具反映出其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石磨盘、石磨棒是人类文明初期粮食加工的具体表现；而动物骨骼、石球等渔猎工具的出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熟练的渔猎和狩猎技能；石纺轮等上产工具及蚌制饰件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简单的纺织业和手工业。由此可见，此时人类文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原始农业的出现与发展直接相关。

石网坠

（二）种养结合、农牧兼营

从距今6000年开始，呼和浩特地区栽培禾本科植物的孢粉百分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西岔遗址孢粉研究结果显示，在西岔文化时期达到峰值。西岔遗址出土的石杵提取到的植物淀粉粒显示，该时期淀粉类植物包括百合或薯蓣、栝楼根、薏仁、小米和小麦族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石刀，其次为石斧，还有少量的石铲、石凿等。

根据西岔遗址内发现的动物遗存，以哺乳动物为主，有少量的鸟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其中，能确定为家畜的动物包括猪、黄牛、绵羊、山羊、狗和马，占出土动物遗存总量的90.88%，其中，猪的数量最多，约占动物总量的41.82%，其次是山羊，约占总数的21.42%。西岔文化马骨的发掘，说明了流动性放牧的出现，畜牧业已经开始脱离本地区原有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

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农牧兼营经济为先民植物类食物的摄取或家畜的饲养奠定了经济基础，粟作农耕经济对内蒙古中南部农牧文化与人群的交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种养结合、农牧兼营

（三）牧猎为主

东周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多以墓葬为主。根据和林格尔新店子墓葬的先民骨胶原及龋齿发病率研究显示，此时人类的饮食结构以肉类食物为主，谷物类（淀粉类）含量较低。该墓葬还出土了较多的马、牛和羊的头骨，鹿角做的匕首和骨簪。位于和林格尔县的小板申东周墓地是呼和浩特地区浑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东周游牧文化墓地，该墓地发掘大量殉牲的马、牛、羊等动物头骨，说明此时先民已经开始从事较发达的游牧业。由此可见，此时畜牧业已经基本完全取代农业成为本地区的主要生业方式，并完成由农牧交融向畜牧业的彻底转换。

根据考古研究，此时呼和浩特地区气候干旱多风、昼夜温差较大。面对逐渐干旱的草原环境，本地区先民逐渐发展起以食草性动物为主的畜牧业，从农牧兼营转换为专业的畜牧生产。此外，战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已成为赵国云中郡的辖地，大量中原人群涌入，在此戍边、定居，为人群的不断混居乃至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国晚期的大堡山墓地为赵国墓地，经考古研究，该墓地先民的体质特征兼具“古中原类型”与“古华北类型”，应该是原住民与中原移民长期融合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呼和浩特地区先秦时期的农牧交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阶段狩猎采集、谷物栽培、家畜饲养的程度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中，因此各阶段转变的节点与考古学文化的起止年代大致相当但并非完全吻合。除了环境的变化外，聚落的更迭、政权的干预以及人群的聚集迁徙等都对农牧融合演变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